摘要：西夏敬信佛教，统治敦煌百余年，势必会在敦煌留下一定数量的石窟艺术作品，但今天学术界所谓的“敦煌西夏石窟艺术”，分类粗糙，“非宋即夏”，未能兼顾回鹘因素和元代因素，后来即使有所修改，但也是蜻蜓点水，未能将敦煌民族史、出土文献、周边地区艺术联系、藏传佛教在西夏传播的历史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研究，没有为不同时代的石窟建立令人信服的坐标，故而研究者众，但大多局限于所谓的“西夏艺术”风格、特点、内容诸问题的探讨，绕开了具有根本性的时代问题。

关键词：敦煌石窟；西夏艺术；回鹘艺术；藏传佛教

近期，学术界对西夏石窟艺术的研究呈现出井喷状，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科研项目也大量涌现，颇有一派繁荣的景象，可喜可贺。但透过繁荣的表面，背后却存在着巨大的“隐忧”，即敦煌西夏石窟艺术研究者往往都避开了西夏石窟艺术断代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认为西夏艺术风格既然已经确定，那么，将之视为西夏艺术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其实，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本文拟就学界今天所谓的敦煌石窟“西夏艺术风格”问题，略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看法。

何为敦煌石窟的“西夏艺术风格”？我们且看其界定者刘玉权先生的论断：

这是西夏窟被划分出来的最初动因和基本标准，可以看出，刘先生是把那些不具备宋代风格特点的洞窟都归入西夏窟的。从这一理念出发，在敦煌石窟中估定了88个西夏窟，其中莫高窟77窟，分作三期：

第一期：第368、356、408、65、352、327、281、142、355、354、460、70、30、27、353、430、35、29、38、265、34、6、88、87、16、350、263、291、84、83、81、78、224、450、234、376、378、348、382、169、347、165、130、223、345、365、366、151、233、351、326、328、344、252、432、400、367窟。

第二期：第237、164、140、307、308、306、363、399、418、409、244窟。

第三期：第207、310、330、309、245、97、206、491窟，4号塔。

榆林窟计有11窟，也分作三期：

第一期：第21（后室）、22、26、13、17、14、15窟。

第二期：第21（前室、甬道）、39窟。

第三期：第29、2、3窟。

然后，他进一步将以上各期洞窟进行统合，并称敦煌西夏石窟三大期：

第一期包含莫高窟第一、二期和榆林窟第一期，相当于西夏历史的早期，或相当于曹氏晚期到西夏统治瓜沙二州的初期，以有1085年西夏文功德题记的莫高窟第65窟为坐标窟。

第二期包含莫高窟第三期和榆林窟第二期，相当于西夏历史的中期。

第三期包含榆林窟第三期，相当于西夏历史的晚期，以建于1193年之榆林窟第29窟为坐标窟。[2]

以这些分期为依据，刘玉权进而总结出敦煌石窟中西夏窟的若干风格特点，亦即学界所谓的“西夏艺术风格”。

刘先生的西夏石窟分期研究成果发表于1982年。然而，就在此后不久，刘先生有缘亲赴新疆地区对高昌石窟进行了考察，发现他五年前所定的西夏窟中，有“一批沙州回鹘装修的佛窟”，遂于1987年撰文《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将西千佛洞的5个洞窟和他不久前归入西夏的18个洞窟划定为沙州回鹘洞窟。具体如下：

莫高窟：第306、307、308、363、399、418、244（甬道）、409、237（甬道、前室）、148（甬道及内室局部）、309、97、330、310、245、207窟，计16个窟。

西千佛洞：第4、9（甬道）、10（甬道）、12、13窟，计5个窟。

榆林窟：第21（前室甬道）、39窟，计2个窟。

在23个窟中，只有莫高窟第330窟为新建者，其余皆为整体或局部重修重绘前期洞窟。具体又可分前后二期：

前期：莫高窟第306、307、308、363、399、418、244窟，榆林窟第21、39窟。年代为11世纪初至11世纪后半期，约1030（上限可至1019年）至1070年间；

后期：莫高窟第409、237、148、309、97、330、310、245、207窟。年代为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初，约1070—1127年间。[3]

仔细审视刘玉权先生的石窟分期，可以看出其中明显存在着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敦煌之回鹘石窟个性突出，尤其是其中的回鹘王，早已引起学者关注。在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中有回鹘王或回鹘贵族的供养人像多身，最典型的回鹘王莫过于莫高窟第409窟所见者，而该窟却一度被刘玉权先生定为西夏窟，[4] 但五年后刘先生又将之改定为沙州回鹘窟，[5] 相应地，供养人像也被定为回鹘王像（图1）。西夏学研究翘楚史金波先生接受刘玉权最初的“西夏王供养像”之说，却未能关照刘先生随后修订的“回鹘王供养像”之说。从其装束看，呈现出明显的回鹘风，身穿圆领窄袖盘龙纹袍，腰束带，着靴，头戴云镂冠，面型丰圆，眼似柳叶，高鼻，嘴角上翘，手持香炉。这些都与吐鲁番柏孜柯里克石窟及吉木萨尔北庭西大寺中的回鹘可汗（图12）、贵族画像中的那种装饰极为相似。职是之故，当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将具有回鹘特色的洞窟列为西夏窟后，段文杰先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折中办法，使用了“西夏时期的回鹘王”。[6]

最为紧要的是，供养人像北侧有回鹘文榜题2行，内容为：“ilarslanxanmänsävg(i)或šacu……”[7] 其中，il又做el，为“国、人们、部众、国家”之意。其后的arslan为“狮子”之意。xan即可汗，为“君主、王”之意。其中的“阿尔斯兰汗”或“狮子汗”，明确标明了施主的回鹘可汗身份。

图1：莫高窟409窟回鹘王供养像

图2：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1窟回鹘王供养像

通过对吐鲁番回鹘石窟的考察，刘玉权先生修正了自己原先所持的观点，将包括莫高窟第409窟在内的部分洞窟由原定的西夏窟改为回鹘窟。然而，当一批回鹘洞窟被剥离出“西夏窟”后，原来界定的西夏石窟之风格还能不能成立，势必需要给出相应的解释，遗憾的是，刘先生始终不曾给出应有的新界定。这一模糊的处理方法造成了其后石窟断代的极大混乱。

其二，刘先生从西夏窟中剥离出“沙州回鹘窟”后，将回鹘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相对年代为11世纪初至11世纪后半期，所涉洞窟有莫高窟306、307、308、363、399、418、244（甬道）窟，榆林窟21（前室甬道）、39窟。后期相对年代为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初，所涉洞窟有莫高窟409、237（前室、甬道）、148（甬道及内室局部）、309、97、330、310、245、207窟，西千佛洞4、9（甬道）、10（甬道）、12、13窟。这些洞窟除莫高窟330窟是回鹘新修建的外，其余全为回鹘对前代洞窟的重修重绘。[8] 这一分期与回鹘、西夏在敦煌的活动完全无法对应。

特别需要提点的是，这些回鹘窟在原来所划分的“西夏窟”中，都处于莫高窟第二期或榆林窟第二期。如是，敦煌石窟便出现了西夏窟→回鹘窟→西夏窟这一奇怪的过渡现象，这种划分与回鹘、西夏在敦煌活动的历史情况无论如何都无法合拍。于是乎，刘玉权先生开始对西夏石窟的时代进行重新调整，把莫高窟和榆林窟重新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65个窟，即莫高窟6、16、27、29、30、34、35、38、65、70、78、81、83、84、87、88、140、142、151、164、165、169、223、224、233、234、252、263、265、281、291、326、327、328、344、345、347、348、350、351、352、353、354、355、365、366、367、368、376、378、382、400、408、420、430、432、450、460窟和榆林窟13、14、15、17、21、22、26窟。其中，莫高窟430窟为新增西夏窟，同时将原来的130窟排除于西夏窟之外。

西夏后期共12个窟：莫高窟206、491、359窟、4号塔婆，榆林窟第29、2、3窟和东千佛洞第2、5窟、五个庙第1、3、4窟。

如是一来，莫高窟前期石窟有西夏窟58个，后期4个；榆林窟有早期西夏石窟7个，晚期3个。[9] 经过增减，变化甚大，可以说，他1982年的西夏窟分期几乎瓦解，[10] 同时，由于这一调整“没摆脱传统西夏分期的制约”，[11] 未触及西夏石窟分期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基本上可以说是于事无补的。

其三，在刘玉权先生的分期中，没有适当考虑藏传佛教在西夏的流行时代较晚这一因素。藏传佛教在西夏的流行始于晚期，严格一点说，应始于1159年以后。[12] 诚如段文杰先生所言：“西夏仁宗仁孝天盛十一年（1159）从西藏迎来了噶举派迦玛支系初祖都松钦巴的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尊为上师。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大量西夏石窟就是这一时期兴建起来的。”[13] 在刘先生的分期中，莫高窟66西夏窟中，第一期46，第二期11，第三期9。[14] 在榆林窟11个西夏窟，第一期7，第二期2，第三期3。[15] 将二者统合，也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包括莫高窟第一期第二期、榆林窟第一期；第二期包括莫高窟第三期和榆林窟第二期；第三期包括榆林窟第三期，其中第二期“相当于西夏历史的中期”，第三期“相当于西夏历史的晚期”。[16] 如是一来，许多具有明显藏传佛教风格的石窟却被归入第一期，而当时藏传佛教在西夏尚未流行；西夏晚期，藏传佛教流行，其佛教发展进入兴盛期，然而归入这一期的石窟却只有榆林窟第29、2、3三个石窟。后来虽有调整，把莫高窟第206、491、395、4号塔婆亦并入西夏晚期。[17] 但根据他的分期表，西夏早期有洞窟65个，而晚期只有7个，这仍然与西夏晚期敦煌佛教与前代相比更为兴盛的历史明显是相背的。

其四，刘先生认为莫高窟第3、465窟为“明确的元代洞窟”，认为这些洞窟与西夏洞窟“有明显的差别”。[18] 至于差别何在，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述和依据，以至于后来的西夏石窟研究者把这两个“明确的元代洞窟”归为西夏窟，甚至言其为典型的西夏窟。[19] 这种现象不能不使人发问：西夏窟与元窟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其典型性又当如何凸显呢？不得而知。

以上四点不能不令人生疑：西夏石窟艺术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就莫高窟第61窟甬道言，刘玉权先生将其排除在西夏窟之外，而沙武田先生却视之为典型西夏窟。再如，榆林窟第3窟，20世纪4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对榆林窟调查的结果显示，榆林窟第3窟开凿于元代。[20] 后来，刘玉权、沙武田、贾维维等又改定为西夏，而且认为其可作为西夏窟的代表。[21] 刘永增先生则先是称其为西夏窟，[22] 此后又撰写专文考证该窟壁画应为元代中晚期之物。[23] 但他仍然根据甬道壁上的西夏供养人像而认定洞窟开凿于西夏国时期，而不知元代敦煌仍有大量的西夏人活动。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向达先生即已明言榆林窟第3窟“虽成于西夏人之手，然已是元代之西夏”。[24] 惜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同一洞窟的壁画认识差距如此之大，促使笔者不禁发问，敦煌石窟“西夏艺术风格”的界定应以何为标准呢？在这一风格未能得到明确界定之前，即以其作为判断石窟时代的标尺，可信度又有几许？

除了以上四点之外，学界对“西夏艺术风格”的推断还存在以下三个突出问题。

首先，刘玉权先生的断代标准之一的西夏文的存在。在敦煌石窟中存在着不少西夏文题记，刘玉权先生以莫高窟第65窟西龛帐外长达60字的西夏文题记为依据，发现该“题记与重修壁画大体上是同时的”，遂将之作为依据而判定该窟为西夏窟。[25] 殊不知，西夏文虽然创立于1038年西夏国兴之初，但并非只流行于西夏国时期，在元代依然很流行，甚至流行至明朝中期，其流行区域也在元明时代变得更为广袤。就敦煌而言，曾先后发现三件印有“僧禄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印记的西夏文佛经。其一由伯希和于1908年发现于伯希和181号洞（即今第464窟），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其二乃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使人挖掘北区洞窟所获，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其三于20世纪90年代发现于北区B159窟。管主八是元代一位僧官，任松江府僧录。他曾主持印制多部西夏文大藏经，元刊西夏文藏经从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到仁宗皇庆元年（1312）先后刊印五次。著名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图3）勒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上刻汉、梵、回鹘、藏、西夏、八思巴等六种文字。这些都足以表明，不能因为有西夏文题记而遽断为西夏国时期。况且，敦煌发现的西夏文文献属于元代者众，属于西夏国时期者反而居少数。俄罗斯著名西夏文专家索罗宁（K.J.Solonin）先生告诉笔者，他近期对敦煌出土西夏文献的时代进行研究，发现除了西夏文《六祖坛经》[26] 和《瓜州审判档案》[27] 外，时代明晰者差不多都为元代文献。

图3：敦煌研究院藏《莫高窟六字真言碣》

其次，如前文所言，藏传佛教传入西夏始于1159年以后，至西夏国于1227年灭亡仅有68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藏传佛教由最初传入而至于盛行，进而形成一种具有西夏特点的艺术风格，时间是不是过于短暂了？况且，敦煌位居西夏国的西鄙，由西夏国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向西传入三千里之外的敦煌，也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这种具有西夏特点的藏传佛教艺术会不会先期形成于敦煌，进而推进至兴庆府呢？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种可能性庶几是不存在的。古往今来，文化传播一般都是由文化中心向周边扩散，故而作为文化周边的敦煌，其石窟不仅深受文化中心区域的长安模式、洛阳模式的影响，[28] 而且受到平城模式[29] 甚至凉州模式[30] 的深刻影响，反观敦煌，却不曾对上述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就西夏国时期而言，西鄙敦煌距离西夏国的政治中心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甚远，在整个西夏国时代地位一点儿没有显赫之处，在《宋史·夏国传》中，沙州仅被提到二次，少于瓜州的四次。总体而言，瓜沙二州在西夏国地位均不高，但瓜州有西平监军司之设，地位又在沙州之上。[31] 在这种情况下，敦煌难以充任西夏国的文化中心，更不可能形成能够代表西夏国最高水准的艺术模式。

其三，位处西夏国文化中区域的银川山嘴沟石窟西夏壁画于近期得到刊布，[32]尽管数量不多，但那里是西夏文化的核心区，其壁画自然具有坐标意义。遗憾的是，早期的刘玉权先生未能亲眼目睹这些壁画，今天的研究人员又未能把这些新发现艺术品与敦煌石窟的艺术风格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笔者通过比较发现，原来总结的敦煌西夏石窟的几个特点——壁画内容密集、千佛千篇一律、色调大红大绿——在山嘴沟石窟全然不见。山嘴沟石窟画风以疏朗为主，绘画内容也很灵活，未见千篇一律的千佛，颜色多土红，亦非大红大绿。在敦煌诸石窟中，唯有榆林窟第29窟的疏朗画风与山嘴沟石窟基本持一致（图4~5）。

图4：瓜州榆林窟第29窟，西夏

图5：山嘴沟第3窟南侧[33]

总而言之，今天学术界所谓的敦煌石窟“西夏艺术风格”是缺乏立论依据的，尚需要认真的研究与界定。一般情况下，若无艺术风格之外的佐证，仅凭艺术风格，恐难确认何者为西夏窟，只有榆林窟第29窟是个例外（既有明显的与山嘴沟石窟相近的艺术风格，又有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西夏文榜题）。

那么，是不是说敦煌石窟中的西夏窟就一定为数不多呢？就目前“西夏风格”概念、特质之模糊状况言，急于给出答案是不现实的。如所周知，1036年，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的统治者曹氏归义军政权亡于西夏。只是由于当时回鹘势力强大，西夏并未对沙州、瓜州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直到1068年。[34] 兹后，瓜沙二州一直归西夏统治，直至1227年西夏国亡于蒙古，西夏完全控制敦煌的时间是159年。

在西夏国于1036年攻破沙州之前，敦煌的统治者为曹氏归义军政权，斯时政府有画院之设，“大约延续了百余年，曾一度兴盛，在曹元忠任节度使之后日渐衰落”。[35] 曹氏晚期，归义军政权势力衰微，在其灭亡后，画院也随之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用于绘制石窟壁画的颜料来源出现问题是很自然的事。兹后敦煌壁画出现色彩单调贫乏、大红大绿等诸种情形，就绘画风格言，承袭了曹氏归义军时期的画风与题材，诚如刘玉权先生所言，回鹘前期的洞窟“壁画题材布局、人物造型（除回鹘供养人外）、艺术风格诸方面，都保留着较多颇为浓厚的五代、北宋时代之遗风”。[36] 西夏时期对曹氏风格与题材的延续也是明显的，故而容易造成混淆，如被刘玉权归入西夏窟的莫高窟第65窟，霍煕亮认为本为隋窟，唐、回鹘时期曾予以重修。[37] 关友惠则以专题形式对该窟进行探讨，认为其应为宋窟而非西夏窟。[38] 尤有进者，关友惠认为刘玉权所界定的“‘西夏早期’（第一期）的六十多个洞窟壁画装饰也应该属于北宋曹氏时期”。[39] 故而刘玉权先生断言：“在画风上相似，并不就等于相同。而画风不可能与政权、时代同步发展变化。”[40]此言颇有见地。是以，对石窟的断代，画风只可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依赖。对敦煌晚期石窟时代的判定，一方面不能受制于此前所谓的“西夏风格”，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脱离前贤的研究成果，同时需更多关注高昌石窟、山嘴沟石窟和阿尔寨石窟的相关内容，尤其要关注历史背景，同时也需要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服饰史研究者的共同参与和通力合作。

本文曾提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球史视阈的宗教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17年11月7-8日），会后略有修订。

注释：

[1]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3页。

[2]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3—318页。

[3]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

[4]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5页。

[5]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24页。

[6]段文杰：《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1981年，第11页。

[7]石附玲：《唐前半期の農業接壤地帶におけるウイグル民族——東ウイグル可汗國前史——》，森安孝夫編《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ド東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東京：汲古書院，2011年，第254页；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铭文に关する劄记》（二），《人文社会论丛·人文科学编》第32号，2014年，第28—29页；松井太：《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語・モンゴル語題記銘文集成》，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编《敦煌石窟多言語資料集成》，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7年，第54页。

[8]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

[9]刘玉权：《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第3页。

[10]王惠民：《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及存在的问题》，《西夏研究》2011年第1期，第60页。

[11]沙武田：《敦煌西夏石窟分期研究之思考》，《西夏研究》2011年第2期，第27页。

[12]汤晓芳：《阿尔寨石窟的密宗壁画及其年代》，《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7、20页；陈月香：《内蒙古阿尔寨石窟31窟壁画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页；杨富学：《文殊山万佛洞西夏说献疑》，《西夏研究》2015年第1期，第26页。

[13]段文杰：《莫高窟晚期的艺术》，《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87年，第170页。

[14]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5—296页。

[15]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1页。

[16]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2页。

[17]刘玉权：《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第3页。

[18]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5页。

[19]沙武田、李国：《敦煌莫高窟第 3 窟为西夏洞窟考》，《敦煌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1页。

[20]如李浴：《安西万佛峡（榆林窟）石窟志》、李浴：《榆林窟佛教艺术内容调查》、阎文儒：《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罗寄梅：《安西榆林窟的壁画》，分别见敦煌研究院编：《榆林窟研究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17、28、73页。

[21]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1页；王惠民：《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及存在的问题》，《西夏研究》2011年第1期，第61页；沙武田：《敦煌西夏石窟分期研究之思考》，《西夏研究》2011年第2期，第25页。

[22]刘永增：《瓜州榆林窟第3窟释迦八相图图像解说》，《敦煌研究》2014年第4期，第1页。

[23]刘永增：《瓜州榆林窟第3窟的年代问题》，《艺术设计研究》2014年第4期，第1—23页。

[24]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瓜沙谈往之三》，《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5期，1951年，第84页。

[25]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5页。

[26] K. J. Solonin, The Fragments of the TangutTranslation of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Preserved in the FuSsu-nien Library,《中华佛学学报》第11期，1998年，pp. 365-424.

[27]王静如：《引论》，《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第2484—2492页；松泽博：《西夏文〈瓜州监军司审判案〉遗文——以橘瑞超带来在龙谷大学大官图书馆馆藏品为中心》，《国家图书馆馆刊》2002年增刊《西夏研究专号》，第73—83页。

[28]苏莹辉：《敦煌文化传自中原略论》，《敦煌论集续编》，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第285—299页。

[29]赵一德：《云冈石窟文化》，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54—458页；于向东：《五世纪二佛并坐像在敦煌与云冈石窟的表现》，《圆光佛学学报》(台)第11期，2007年，第1—23页。

[30]宿白：《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第435—446页。

[31]杨富学：《裕固族与敦煌晚期石窟》，《敦煌研究》2017年第6期，第52—53页。

[32]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山嘴沟西夏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33]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山嘴沟西夏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图版314。

[34]杨富学：《再论沙州回鹘国的成立》，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教授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65—385页。

[35]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研究》第3期（总第5期），1985年，第12页。

[36]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8页。

[37]霍煕亮：《莫高窟回鹘和西夏窟的新划分》，《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敦煌研究院，1994年，第54页。

[38]关友惠：《敦煌宋西夏石窟壁画装饰风格及其相关的问题》，《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39—1140页。

[39]关友惠：《敦煌宋西夏石窟壁画装饰风格及其相关的问题》，《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16页。

[40]刘玉权：《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