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针对“加快数字化发展”作出全面部署，要求“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十四五”时期作为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以信息技术和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推进数字经济强国建设发展对我国意义重大。

因其突出表现，2020年，数字经济备受关注。重大会议频频召开，政界、学术界、企业界纷纷发声，数字经济的合作与交流成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新窗口。与此同时，具体国家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内涵的界定、新型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数据流通规则不一、数字鸿沟的拉大趋势、数字治理多元化要求等挑战，也将中国推向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

遍地开花的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众多产业的数字化快速推进，尤其是服务业数字经济平台企业以其便捷、不受地域限制、覆盖面广的独特功能和优势为精准扶贫“赋能”，其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独特作用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驻村书记变身“主播”,走到田间地头现场直播、线上销售。

随着我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防控和治疗，健康码从杭州推广到全国，便于市民在出行等多场景中统一使用。现在大家对“红黄绿”三色码已非常熟悉。健康码助力社会治理时，其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也颇有启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4日召开会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新基建”不仅为产业数字化和科技创新成果提供广阔的应用前景，也为数字产业化夯实基础，如大数据、云计算和智慧城市等。可以预见，“新基建”将成为我国投资的新增长点。

今年10月，孕育了5年之久的数字货币开始测试。深圳市政府联合央行开展数字人民币（央行数字货币）红包试点，深圳市罗湖区政府出资1000万元，以抽签的形式面向5万名市民发放数字人民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用“稳步推进”形容今年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他认为，稳步推进有两方面含义，其一是推进，其二是稳。

“在‘推进’方面，从年初加快5G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再到疫情期间数字就业等平台的建立以及下半年的数字货币试点，数字经济的各个细分领域都在推进建设。”盘和林表示，在“稳”方面，无论是《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范》的出台，还是《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颁布，再到近期的蚂蚁金服被约谈，这些事件表明数字经济的新模式、数字金融业态等方面的监管在逐步完善，对于一些可能带来风险积聚的数字经济形势进行了有效监管，让数字经济未来能够平稳健康发展。

市场孕育新动能

自2018年数字经济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层面、省级层面、市级层面积极推动政策制订。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背景下，我国自上而下一致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生态积极向好。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中国正从跟跑者、并跑者逐渐变成领跑者。深入推动数字技术进步，深度拓展先进技术的场景应用，必将成为撬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必将引领世界数字经济大潮。

“创新的规模经济体现在‘0-1’的过程，也就是从无到有，而消费的规模经济更多体现在‘1-n’中，也就是从少到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爆发，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既催生了数字经济，也帮助了传统行业进行全面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更好的创新发展。尤其是数字经济能够帮助欠发达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甚至弯道超车。

我国拥有消费群体优势。王青提到，和美欧对比，我国人群应用和接受互联网的主要群体呈现出抛物线形态，即20岁-50岁区间，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数量和比重明显多于欧美；而主力消费群体在数字经济中的活跃程度，对消费整体的扩张和创新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消费变革的优势上，从‘变’的角度看，我们国家正处在新一轮的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以服务消费和中高端商品消费为主要特征；从‘革’的方向中，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了新的消费产品、理念、模式。”王青表示，变和革的结合，让数字经济在服务消费方面有着植入优势，使得数字经济在消费过程中快速渗透和发育，新技术和新需求的联姻又让数字经济和新消费得以蓬勃发展。

警惕长期风险

中国数字经济持续发展，体现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增加值已由2011年的9.5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5.8万亿元，占GDP比重从20.3%提升到36.2%。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步伐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显著，呈现出安全风险更泛化、安全需求更细化、安全要求更强化的特点，数字经济的安全问题也变得更加重要。发展数字经济，必须要把安全摆在突出位置。

近年来，数据安全事件大量出现，比如5亿雅虎用户信息被黑客盗取、勒索病毒肆虐全球、我国多个招生考试院网站被攻击导致大量考生信息泄露等。仅2018年全球公开的数据泄露事件就超过6500起，其中涉及人数超过1亿的就有12起。

初期监管政策相对宽松，发展初期的“放水养鱼”思路使我国数字经济在抛开一些争论和限制的条件下较早起步发力，快速形成了若干互联网优势企业或平台。不过，对于那些对传统意义上的垄断、信息、隐私和数据管控较严的国家来说，数字经济和商业模式创新会面临更多阻力和束缚。

“在过去十几年（互联网上半场），市场上所谓的流量理论、平台理论、风口理论、资本运作理论，催生了一批借助互联网科技概念的企业。通过造势，他们获得资本市场的一时追捧，昙花一现的同时也为企业敲响了警钟：进入下半场，企业应该踏踏实实做业务、专心进行数字化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谈论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风险。

“我们所能看到的风险，更多集中在个人隐私、数据安全、公平交易等方面，但具体在消费安全和国家安全方面，目前已经不是未来学所考虑的问题了，已经是现实中需要关注的重要领域，特别是在互联网和5G普及后，万物高速互联，金融、电力、物流领域的信息化将使信息和数据安全运行、安全存储、安全使用等问题凸显出来。”王青表示，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层面来看，还要考虑替代带来的风险，即技术进步必然会带来颠覆性效果，而中长期政策如果过于短期化，会对技术进步和经济持续发展产生桎梏作用。因此，政策的关注点短期在于疏导和提供新的就业渠道，让面临淘汰的企业和劳动力有新的发展能力和空间。

平衡发展与安全

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是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这句话在技术发达的今天成为现实。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人们为防控疫情避免出门聚餐、购物、旅行和娱乐，但14亿人的市场需求客观存在，消费升级趋势仍在继续。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满足了国人疫情期间正常的生活需求，还提供了多样化选择。

上海商学院信息与计算机学院电子商务系副教授娜日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提到，数字经济发展切忌“病急乱投医”，数字经济相关产业是一个系统工程，特别对于线下商业或制造业，要进行省市区联动，出政策、抓试点、给扶持，搭建数字经济平台，企业要把脉络、定功能、立方案。

数字经济的跨地域、平台化、多元化、共享化及个性化特征，构筑了“人类社会、物理世界、信息空间”的三重结构新框架，对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变革。得益于庞大的用户规模和完善的基础设施，我国海量数据和巨大市场应用规模优势得以有效发挥，数字经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盘和林认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数字经济的魅力在于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以及将实体经济与社会需求的串联。下一步应当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包括加大力度引导电商平台与实体产业带合作，帮助推进落实企业的数字化改革等。

二是，数字经济绝不能有“重发展、轻安全”的跛脚倾向，或是“先开张、再治理”的片面思维，加强数字经济监管同样重要。比如完善监管机制，树立数字经济“普惠”的风向标，让数字经济摆脱流动性陷阱，真正走向健康发展。

盘和林说，未来还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于数字金融、供应链金融等数字经济新业态的监管，弥补监管漏洞和空白，提升监管现代化、数字化水平，建立完善的数字经济监管体系。（文/《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 李雪娇)